南農的歷史上，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。有一個人，和金善寶有著幾乎相同的人生軌跡：都是南高師農科最初的學生，上個世紀20年代初期從學校畢業，都在恩師鄒秉文的推薦下從事過農業技術推廣的實踐工作，都在1930年，以三十多歲的年紀遠赴美國康奈爾深造，又都在1955年這一年雙雙成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（院士）。這個人，就是我國現代棉作科學的主要奠基人馮澤芳。他和金善寶，一個是“小麥大王”，一個是“棉田守望者”，他們為了天下蒼生的“溫飽”二字殫精竭慮，在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高等教育領域不輟耕耘；他們是南農校園中兩棵挺立的松柏，四季長青。

1918年，馮澤芳考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農業專科。家境貧寒的馮澤芳當初來到南高師，更多的是因為這里免收學費和伙食費。年輕的馮澤芳當時也沒想到，自己會從此一頭扎進棉田里，再也拔不出來。

曾經，馮澤芳中學畢業后差點因為經濟原因不能繼續上學。也許正因為此，他更加珍惜來之不易的深造機會。南高師的學術氛圍和研究條件，又給予馮澤芳向上攀登的支點。在南高師修讀農業專科的三年內，馮澤芳既博學理論，又注重實踐，在報刊上發表了關于農業的文章6篇和譯文1篇，開啟了他農學生涯輝煌篇章。　

1921年，馮澤芳專科畢業時，適逢學校升格并改名為東南大學。按學校條例規定，原專科學生，繼續補讀修滿學分后，可獲本科畢業文憑。馮澤芳一邊工作，一邊補讀學分。在半工半讀的日子里，他先后做過東南大學助教、江蘇省立第三農校和第一農校教員。四年中，他學研不輟，又發表論文7篇，譯文1篇，還編著了一本中專教材《中等棉作學》（中華書局出版）。他的論文《中棉之形態及其分類》，對中棉究竟有多少種性狀和類型，作了系統全面的介紹。此篇論文奠定了中國亞洲棉分類的基礎。另一篇論文《中棉之孟德爾性初次報告》，是在孟德爾定律發表后，首次應用于中棉研究，該研究是中國亞洲棉遺傳研究的先導。一個正在努力獲取大學本科文憑的專科生，敢于嘗試研究這等尖端課題，并且一鳴驚人，其膽識與才智，令人驚嘆。

1930年，已過而立之年的馮澤芳，在江蘇省立通州（現南通）棉作試驗場有一份穩定的工作，和妻子孟成玉在南京安家立業。可誰也沒想到，這個年紀的馮澤芳，竟然考取美國康奈爾大學的留學生，并且執意前往，毫不遲疑。

在康奈爾，他繼續堅持以實驗鋪就理論創新之路，埋首于棉花育種。當時的棉花育種工作，做成功的都是純系育種和同種之雜交育種。為了拓寬育種途徑，國內外學者多次進行過美洲棉與中國亞洲棉的雜交。由于這是種間雜交，很難成功，即使少量雜交成功的，其第一代也都不育。學者們都不明白是何緣故。

馮澤芳要解開這個迷，徑自開展了自己的研究工作，他一頭扎進溫室里栽培棉花。開花吐絮的棉株上面，掛滿了記載各項數據的紙片，引得同學們常在窗外駐足觀看，將之戲稱為“圣誕樹”。

功夫不負苦心人。1932年，他以自己對棉花雜交育種理論的精到見解，獲得了碩士學位。1933年夏，他又因論文優異獲得哲學博士學位，并獲得學校頒發的優秀畢業生金鑰匙。他的博士論文《亞洲棉與美洲棉雜種之遺傳學與細胞學的研究》發表在權威的美國《植物學報》上，這篇論文解開了當時國際植物學界的難題，為棉花育種研究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，引起國際植物學界的重視。

1933 年, 馮澤芳學成歸國，來到中央棉產改進所擔任副所長。那個時候的中國，尚處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中，種植業幾乎完全是“靠天吃飯”。從美國回來的馮澤芳，靠著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，想要給中國的棉花生產來個“翻天”式的革新，著手改進國內棉花種植的品質。

1933年，馮澤芳接手前任，主持對31個中、美棉品種在南北棉區進行區域試驗。四年后，他成功證明斯字棉4號成熟早、產量高，增產10.6%-66.7％，適于黃河流域棉區種植；德字棉531在長江流域表現豐產優質，平均增產14.8％。尤其是斯字棉更為突出，比脫字棉、靈寶棉增產36％，比本地小洋花（退化美棉）增產65％。這兩個品種推廣之后，深受當時廣大中國棉農的歡迎。在馮澤芳的推動下，棉花在國內各主要農作物中，最先完成全國性的品種區域試驗，使中國與蘇聯并列成為最早實行國家級棉花品種區域試驗的國家。

抗戰時期，我國主要棉區大部分淪陷，大后方缺乏原棉，更缺乏優質原棉。1938年，馮澤芳遠赴云南，看到了多年生海島棉，形同小樹，習稱“木棉”。經其反復鑒定，查閱多方資料，發現這種離核木棉屬優質長絨棉。于是，他開始積極倡導研究和推廣木棉，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重視。很快，金融界與實業界配合地方政府組成木棉貸款團和推廣委員會，在云南開遠設立木棉試驗場，貸款100萬元，并制定出一整套領取墾荒地和貸款的詳細方案，扶植農民種植木棉。經各方共同努力，僅幾年時間，云南的木棉遍地花開，7萬多畝白得炫目的木棉花，照亮了馮澤芳的夢想。

馮澤芳組織同仁開展中國棉區劃分研究，這是他對中國棉花生產的另一個重大貢獻。他通過研究實踐告訴大家，一個棉花良種，只在某個特定棉區才能優質高產，而不能放之四海而皆準。一個棉區的棉種移至另一棉區種植，產量有下降的趨勢。他的棉區劃分研究，將“棉區”這個概念明確下來，奠定了棉花區域試驗方法和棉區劃分理論，對以后的品種試驗和良種推廣具有重大的實用指導意義。在此之后，我國的棉區劃分研究，基本上都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的。

馮澤芳對于棉花有著純粹的愛，同樣被他這樣深愛著的，還有他的青年學生。他曾說：“我一生最愛的，一是棉花，二是青年。”他在《科學》雜志上著文贊譽青年學者俞啟葆在短期內發現兩個連鎖群；發現奚元齡踏實好學，就鼓勵他鉆研棉花細胞學，并為他關于棉屬細胞研究之專著撰寫重要序言，為他申請名額赴英國深造；他見徐冠仁的水稻遺傳工作很出色，極力推薦其晉升副教授，幫他申請獎學金赴美深造。在馮澤芳的言傳身教下，當時的中國，涌現出一大批德才兼備的農業科技人才。

描繪馮澤芳們的人生軌跡，很多有意思的現象帶給我們一些規律和啟示，這些從南高師走出來的優秀的農業科技人才，是什么吸引著他們在離開之后又眷眷不舍，重新回到母校的懷抱繼續耕耘；是什么支撐著在他們30多歲的年紀，拋家舍業地遠赴重洋，只為著心中那個科教興農富民興邦的夢想；是什么鼓舞著他們在農業科研和高等農業教育的領域孜孜以求，建功立業……無疑，這就是一種南農精神，一份濃濃的南農情懷。